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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史”關鍵詞】(71) “布拉格之春”是如何發生的?有什么啟示?

            發布日期:2020-11-03

            【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這“四史”,是黨員干部的一門必修課。繼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首度開設“政治關鍵詞”專欄、新中國成立70周年到來之際二度推出“政治關鍵詞”專欄后,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市政治學會與澎湃新聞繼續開啟“四史”關鍵詞。

             

                    今天刊發“四史”關鍵詞第71篇,關鍵詞是布拉格之春。


             

            “布拉格之春”指的是什么?

             

                    1968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在以杜布切克為首的捷共中央領導下,掀起了一場改革運動,其目的是要開創一條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國情的“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場改革運動受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群眾普遍的支持,也受到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被稱作“布拉格之春”。

             

                    但是,“布拉格之春”卻被當時蘇聯領導層所不容,將這一改革看作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華約5國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用坦克粉碎了這場方興未艾的改革。

             

            “布拉格之春”改革的背景是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捷克斯洛伐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就明確提出:必須探索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

             

                    “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提出是基于捷克斯洛伐克特殊的國情的。“二戰”前,捷克斯洛伐克是歐洲十大工業國之一,經濟比較發達,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較高,民主傳統比較深厚,同西方資本主義大國有較密切的經濟和文化聯系。二戰中,在反法西斯運動中形成了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民族陣線,建立了民族陣線聯合政府。

             

                    然而,當冷戰的陰影開始籠罩歐洲,在兩大陣營對峙的格局中,捷克斯洛伐克“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面臨來自兩個方面的壓力:一方面,西方國家千方百計想復辟資本主義,他們挑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陣線聯合政府中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制造政府危機,企圖將捷共排擠出內閣;另一方面,蘇聯也改變了戰后初期允許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寬容政策,迫使這些國家按照蘇聯的模式建設社會主義。

             

                    蘇聯模式是在帝國主義包圍的環境中形成的,并在蘇聯反法西斯的衛國戰爭中鞏固起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但是,二戰結束后,歷史條件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蘇聯模式應當順應新的歷史條件進行改革,否則必然要引起困難和問題。其突出問題是:經濟上,片面發展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滯后,生活必需品供應緊張,引起人民群眾不滿;政治上,個人迷信、官僚主義以及肅反擴大化,更加劇了社會矛盾。

             

                    1953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比爾森斯科達工廠5000工人上街游行,沖擊市政機關,成為戰后東歐國家出現的第一次騷亂。但問題仍長期得不到改善,到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工農業總產值進一步下降,群眾不滿情緒增長。由于民族問題處理失當,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大民族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在西方和平演變政策挑動下,國內反社會主義勢力也蠢蠢欲動。社會矛盾加劇了黨內斗爭,黨內外要求捷共領導人諾沃提尼下臺,要求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在這一背景下,1968年1月捷共中央全會選舉杜布切克為中央第一書記,開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探索,即“布拉格之春”。

             

            “布拉格之春”提出了哪些改革舉措?

             

                    關于“布拉格之春”,長期來在國際上有不同看法。通過對其改革綱領的分析,可以看出:“布拉格之春”是探索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構想,集中體現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行動綱領》,以及杜布切克等人的講話中。其主要內容包括:

             

                    (1)改革黨的領導體制。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不容懷疑,更不能動搖。同時,要改善黨的領導,必須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如果不堅決貫徹黨內民主原則,社會民主就得不到發揚。黨的團結只能在黨內廣泛民主的基礎上。

             

                    (2)改革國家的政治體制。在保證全社會共同的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各階級、階層和集團的不同利益,并允許他們通過合法的途徑表達和維護自己的不同利益。民族陣線是社會各方面利益的政治體現。參加民族陣線的各政黨和社會組織都參與制訂國家政策。所有的政黨從事政治活動都必須遵守民族陣線的共同綱領。民族陣線以及整個國家政治制度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3)徹底改革舊的經濟體制。要恢復社會主義市場的積極作用。要實行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在所有制方面必須拋棄國家所有制形式的教條主義概念,實行多層次的社會所有制,采用從國家大企業、人民企業、合作社直到個人小經營等一系列的形式。必須放棄粗放式工業化的道路,要進行科技革命,為此要發展科學、教育和文化,提出“社會主義與科學技術共存亡”。要更有效地參加國際分工,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逐步向世界市場開放。

             

                    (4)執行獨立的對外政策。在“互相尊重、主權平等、國際主義團結”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同蘇聯和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的關系,更積極地促進經互會和華沙條約組織的共同活動;對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將積極實行和平共處的政策”,要“實行更積極的歐洲政策,發展同所有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互利關系和保障歐洲大陸的集體安全”,承認兩個德國的存在。

             

                    “布拉格之春”提出改革的綱領,就其廣度和深度而言,是當時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最全面和最徹底的改革。它的實質是徹底摒棄了蘇聯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徹底從捷克斯洛伐克條件出發”的社會主義模式。捷克斯洛伐克不僅要擺脫蘇聯模式的羈絆,也要在政治、經濟,甚至軍事上擺脫蘇聯的控制,維護自身的主權和獨立。

             

            “布拉格之春”的結局是什么?

             

                    “布拉格之春”遇到的干擾,既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既有來自右的,也有來自“左”的。改革與反改革的斗爭充滿了“布拉格之春”的全過程。特別是,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歐洲的心臟”,處在歷史和文化潮流的十字路口和兩種制度的沖突點,改革顯得更為艱難。

             

                    國內的保守勢力千方百計抵制改革;國內的反社會主義勢力企圖破壞改革;西方國家妄圖利用改革,推行和平演變;蘇共習慣于以“老子黨”自居,對杜布切克等人要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不能容忍,最后決定用武力扼殺“布拉格之春”。

             

                    1968年6月20日,由蘇聯發起,華沙條約國部隊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進行軍事演習。演習結束后,蘇軍并沒有按約立即從捷境內撤出。7月14日,蘇聯、保加利亞、民主德國、匈牙利和波蘭五國黨政領導在華沙舉行會議,在沒有捷黨政領導參加的情況下,專門討論捷克斯洛伐克問題。會議公報稱:“與會者特別注意到力圖通過破壞活動來顛覆個別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帝國主義勢力正在加緊活動。”會議通過了五黨給捷共中央的聯名信,信中說:五黨過去和現在都無意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內政,無意破壞各黨關系中互相尊重、獨立平等的原則,但決“不能同意敵對勢力”把捷“從社會主義道路上拉開”,這“威脅著整個社會主義體系的利益”,這“已經不僅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國的事情了”。

             

                    1968年8月20日晚11時,布拉格機場接到一架蘇聯民航客機信號:“機械事故,要求迫降”,未予拒絕。客機一降落,數十名蘇軍突擊隊員沖出機艙并迅速占領機場。6小時后,蘇軍控制了捷克全境。幾十萬捷軍全部繳械,北約也沒來得及作出任何反應。杜布切克并沒有組織抵抗,在這次事件中有80名捷克人被殺,與匈牙利事件相比大大減少。蘇軍占領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1969年4月,胡薩克代替杜布切克成為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

             

            “布拉格之春”的啟示是什么?

             

                    盡管“布拉格之春”改革失敗了,但仍然給我們留下重要啟示: 第一,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條。蘇聯等5個社會主義國家用武力扼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同時也扼殺了當時蘇聯和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探索,窒息了社會主義的勃勃生機,為20年后的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播下了種子。當年,面對重重改革阻力,鄧小平同志大聲疾呼:“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從而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挽救了社會主義。

             

                    第二,不顧本國實際,照搬別國模式是不行的。“布拉格之春”由于蘇聯的干預而失敗,東歐國家戰后40多年一直沒有找到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普遍照搬了蘇聯模式。東歐劇變徹底拋棄了蘇聯模式,但在劇變后出現了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的傾向:東歐國家在拋棄蘇聯模式的同時,把4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合理因素也一起拋棄,盲目照搬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歷史表明,過去不顧本國國情,照搬蘇聯模式,最終失敗;蘇東劇變后,無視本國實際,照搬西方模式,照樣要碰壁。

             

                    第三,任何國家都不能把自己的發展模式強加于人。當今的世界是一個多樣化的世界,各國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模式,必須尊重各國人民的選擇。當年蘇聯對東歐各國搞強權政治是不能容忍的;今天西方大國對別國搞強權政治也同樣不能容忍。

             

                    (作者:時青昊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副教授)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2020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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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社聯科普處、澎湃新聞       編輯 ▏何大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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